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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邦超过“中等收入坎阱”:基于器械理性抑或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磊

  〔摘要〕习总书记明确提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华民族实现“强起来”必须要认真回应与努力解决的突出问题。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不是个伪命题,“中等收入陷阱”有规律吗,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衡量中等收入群体的具体指标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现实与理论的热点问题。通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剖析,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收入问题,而且并不是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就跨越了这一陷阱。对社会主义中国而言,跨越这一陷阱的路径与指标不仅要遵循一般规律,也要区别于西方国家,要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治理、中流砥柱意识三者的“化学反应”,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实现“强起来”。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的需要已经从物质文化需求发展到美好生活需要,中国不仅要跨越各种陷阱,还要引领发展的先进方向,充分展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四个自信”最本质的是文化自信。

  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对近代以来基于工业文明的人类社会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遇到的问题的评价一针见血,他说:“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1〕人们沉迷于工具理性,只在事实的范围内崇拜科学主义,而忽视了对人文主义的追问。“强者通心”,要用发展之“道”去统率增长之“器”,才不会被泛滥的工具理性所左右而迷失方向,才能够使发展更加具有意义和价值。因此,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要有工具理性的视角,更要有价值理性的分析。前者意味着发挥生产、技术、标准的最大效用,后者则强调人文、价值、伦理的重要性。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先进技术的驱动,更离不开优秀价值的掌舵。对社会主义中国而言,跨越这一陷阱的路径与指标不仅要遵循一般规律,也要区别于西方国家,要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治理、中流砥柱意识三者的“化学反应”,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实现“强起来”。

  2017年7月26日,习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线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八个更”是物质诉求与精神诉求的结合,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学者,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范畴,是贯穿韦伯社会学的核心思想,揭露了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所产生的现代性问题。韦伯将哲学的“理性”概念改造为社会学的“合理性”概念,并将合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是指行动只追求功利的动机,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后者强调动机的纯正,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意图,是绝对地遵从某些价值信念而行事的行为。研究人类史,人类进步是由感性向理性不断转型的过程,合理化过程的发展方向基本上就是工具理性的扩张。〔2〕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总结了工具理性的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形成于技术、理性和逻辑的基础之上,二是以定量化、形式化等自然科学模式来衡量知识,三是以实用目的出发把世界理解为工具,四是严格区分事实与价值。〔3〕

  推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名人大家不止韦伯一人。亚当·斯密的巨大影响来自两部著作,一部是1759年问世的《道德情操论》,另一部是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无论外界对《国富论》如何地推崇,斯密本人似乎更加重视他的《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正是这种多同情别人和少同情自己的感情,正是这种抑制自私和乐善好施的感情,构成尽善尽美的人性”。〔4〕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富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工具理性,关注的是“经济人”;《道德情操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价值理性,关注的是“道德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是问心无愧的。〔5〕

中邦超过“中等收入坎阱”:基于器械理性抑或

  很多人谈及“中等收入陷阱”就会“望文生义”将其看作是经济发展问题,如个人工资、家庭收入等,但是要真正跨越这一陷阱不仅要有物质考量,也要有精神考量。

  国内相关研究都将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East Asian Vision: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作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出处。笔者亲自查阅这一报告,原文并没有出现“middle income trap”,报告本身是18篇文章的汇集。可见,研究这一重要问题的出处与源头有了“问题”,如何跨越?

  正本清源,才能纲举目张。进一步查阅资料发现,这一概念的线年发布的《东亚复兴报告》(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但是,这一报告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只是探讨如何加快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直到2015年8月,世界银行发布《中等收入陷阱十周年》(the Middle-Income Trap Turns Ten),才对不同学者的定义做了概括总结,属于“先研究后定义”范畴。

  “中等收入陷阱”有理论性定义和经验性/量化定义两种,其理论性定义的基本表述是: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经验性/量化定义认为中等收入国家是个动态性的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评价标准。例如,2006年,世界银行的标准是,人均国民收入在824美元以下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在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在3255美元至1006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10065美元以上则为高收入国家。截至2017年7月1日,世界银行按收入水平把国家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低等收入、中高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对应的人均年收入区间分别为1005美元以下、1006美元-3955美元、3956美元-12235美元和12236美元以上。人均收入在1.2万美元以下徘徊,却很难突破这个水平,这是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表现。

中邦超过“中等收入坎阱”:基于器械理性抑或

  进入21世纪,中国是先提中等收入者,后提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阶层以及“中等收入陷阱”,并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举措,即以“扩中”来“跨阱”。

  2002年十六大报告指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分别提出,“要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使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将“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2016年1月18日,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可见,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阶层等概念成为我国对处于社会中间阶层群体的官方称谓。

  2014年11月10日,习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时说:“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由此,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华民族实现“强起来”必须要认真回应与努力解决的突出问题。

  2016年10月21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专门提出“不断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2017年,十九大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纳入“两步走”战略的具体内容,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路径。但是,大家普遍关心,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明显提高,那么如何“扩中”?计算中等收入群体的具体指标是什么?如果没有标准,怎么能算出比例?另一方面,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描述:中国已经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是几乎每一个老百姓都有疑问,自己算不算中等收入群体,是按个人收入算,还是按家庭收入算,要努力工作多赚钱,好让自己不拖后腿。一时间,“扩中”成为热词。

  2010年7月,《人民论坛》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6〕十个特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问题来了,西方国家长期增速在1-3%左右,是不是停滞呢?西方国家的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很高,算不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欧洲的国债危机,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呈现脆弱性,是不是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

  2018年,美国经济增速2.9%,日本增速为0.7%,英国为1.4%,法国为1.5%,欧洲多数大国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1.5%左右。中国2018年GDP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增速为6.8%,印度的经济增速为7.3%。

  所以,长期低经济增速不能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加入人均GDP标准。2018年,美国的人均GDP是62914美元,日本是39843美元,英国是40289美元,法国是41121美元,中国是9462美元,印度为1978美元。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是较高的人类发展指数、人均GDP、工业化水准和生活品质。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是较低的。

中邦超过“中等收入坎阱”:基于器械理性抑或

  2018年,国际劳工组织公布最新数据,发达国家平均失业水平为6.6%,发展中国家为5.5%,全球平均失业率水平为5.7%。中国就业形势良好,失业率接近一些发达国家水平,2018年12月份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和美国3.9%很近;而欧洲国家调查失业率平均8%左右,个别国家在10%以上。高失业率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表现,陷入国的失业率基本都在10%左右。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大,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分化大。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指出,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国民财富约60%,而在美国最富裕的10%人口的财富份额竟达72%。最令人震惊的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最贫穷的50%人口占有的国民财富无例外都低于10%。〔7〕

  皮凯帝指出,2015年,中国最富有10%的人群占全部财富的比重为67%,最富有1%的人群占全部财富的比重为30%,而最底层50%的人群,只占有全部财产的6.4%。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不平等问题,虽没有美国严重(72%),但已超越法国(50%)。〔8〕

  基尼系数通常是用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其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趋于公平,0.4-0.5视为收入差距较大,达到0.5以上时则表明收入悬殊。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0.36之间,而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基尼系数都在0.5左右。2013年,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我国2003年至2012年基尼系数。数据显示,2008年基尼系数曾高达0.491,2012年回落至0.474。2013年-2017年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473、0.469、0.462、0.465、0.467。可见,我国基尼系数长期处于0.46-0.49区间,不能算低。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基尼系数不是越低越好。在实践中,中国很多省份的基尼系数比发达经济体还低,正面说是贫富差距不大,负面说是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是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体现。

  透明国际组织自1995年每年发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该指数按公共部门腐败程度对1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名,使用0到100的等级,其中0为高度腐败,100则没有腐败,80-100之间表示比较清廉,50-80之间为轻微腐败,25-50之间腐败比较严重,0-25之间则为极度腐败。2018年指数排名中,最清廉的是:丹麦(88分)、新西兰(87分)、芬兰(85分)、新加坡(85分)、瑞典(85分)、瑞士(85分)。日本排名18位(73分),美国排名22位(71分),中国排名87位(39分)。西欧及欧盟地区得分最高,平均66分。亚太地区平均得分44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各大区域中平均得分最低,只有32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所在区间集中在25-50之间。

  城镇化率与过度城市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镇化率(urbanization rate)也叫城市化率,一般采用人口统计学指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包括农业和非农业)的比重。2018年,全国常驻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4.4%。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普遍规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不过,在进入到60%之后,城镇化会逐渐进入到相对成熟阶段,未来城镇化增速会略有放缓。按照国际经验,我国2030年城镇化率可能会达到70%,未来10年将是城镇化快速发展期,也是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期,关键是要处理就业与产业问题,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

  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基本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城市化水平大多在80%以上。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在90%以上,也就是说每10个人中有9个生活在城市。过度城市化,就是盲目以人口进入城镇为目标,那么在没有就业支撑的条件下,失业率会居高不下,出现越来越多的无业者,导致城市贫民窟化,城镇的状态越来越差。

  法国作家雨果指出,“信仰,是人们所必需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有幸福。”《人民论坛》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社会十大问题之首是信仰缺失,其次是看客心态、社会焦虑以及习惯性怀疑等。价值多元化下存在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道德赤字与坏账凸显。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说信仰,领导干部就想到要首先教育人民群众、要教育引导青年人,但调查情况是,老百姓认为官员是信仰危机最严重的群体。在回答“哪类群体信仰危机最严重”时,57.5%的受访者选择官员群体,其次是知识分子群体(18.3%)、城市白领群体(13.2%)、青少年群体(5.6%)。〔9〕在调查“信仰缺失的原因”时,50.8%的受访者认为“制度层面,一些不道德的现象没有受到制度的惩处,反而成为一些人效仿的对象”。

  特殊群体出现了集体性的信仰问题,如产业工人等。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产业工人对主人翁地位的认同是考察其集体信仰状况的关键。2019年5月5日-10日,中央党校中青三班社会调查组赴唐山调研当前产业工人思想状况,感觉职工普遍存在“关心与冷漠交融,希望与困惑并存,进取与彷徨相伴,认同与失落交错”的心态。近一半的职工认为自己的工作很累,特别是30岁以下的青年职工。而在家庭总体收支状况方面,“收入刚够用”的职工多达五成以上,青年职工的精神压力首先来自“生活成本压力大”。产业工人的集体荣誉感有所减弱,调查问卷显示,59.2%的职工认为产业工人的地位与“其他人一样”,仅有9%的职工认为自己的工作令“别人羡慕”。在权益保护方面,57.4%的职工认为“收入低、增长慢”,其次是“内部收入差距大”等。

中邦超过“中等收入坎阱”:基于器械理性抑或

中邦超过“中等收入坎阱”:基于器械理性抑或

  信仰迷茫、精神迷失的极端性结果是绝望及自杀率上升。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75%的自杀发生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该组织公布2018年全球自杀率最高的10个国家为:立陶宛(31/10万)、韩国(28.1/10万)、圭亚那、哈萨克斯坦、斯洛文尼亚、匈牙利、日本、斯里兰卡、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前10位国家的自杀率都在20/10万之上。

  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信仰危机。班农在2014年的一次演讲中称,“自苏联解体以来,我们开始偏离正轨。置身于21世纪的今天,我深深地感到,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我们面临着教会的危机、信仰的危机、西方的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的危机”。2018年11月24日,英国《经济学人》报道称,自2000年以来,美国自杀率上升了18%,达到了12.8/10万。日本给外界以“自杀率世界最高”的印象,日本政府2018年数据显示,自杀率为16.5/10万。日本的自杀率在2000-2010年前后较多,为25/10万左右。〔10〕

  自杀是中国第五大死因,中国平均自杀率为23/10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近30万人,每年还有约250万的自杀未遂者。中国青少年自杀率居全球第一,自杀是中国15岁至34岁人群第一位死亡原因。〔11〕此外,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中国高自杀率的原因除物质因素外,也有精神因素,而且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彼此催化、相互影响。解决这一类型的问题,不可能从一个方面入手就实现“破局”。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紧密相关的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那么中等收入群体的科学测算标准是什么?在国内层面,是提高个人收入、家庭收入,努力进入中等收入阶层,还是具有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感受?

  国内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并没有统一标准,中等收入的具体划分存在诸多争议,世界银行提出的标准比较通用。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为,成年人每天收入10-100美元之间,也即年收入3650-36500美元。按照美元与人民币1∶7的汇率计算,世界银行中等收入标准为2.5万-25万元人民币,换算下来,只要月收入2083元,就能算中等收入群体。但这一标准说服力很差,因为年均收入2.5万人民币,月收入2000多元,就是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标准显然太低了。在城市农民工一个月也不止3000元收入。此外,2.5万到25万,这个落差不小,换句话说这个标准的跨度太大。

  国家统计局的另一个测算标准是家庭收入,按照典型的三口之家来看,家庭年收入10-50万元之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1.4亿个家庭。

  很多网友评论:上述标准太宽,一个家庭一年收入连十万都不到说明都是低保家庭。

  有专家以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特征去概括中等收入群体,如国家公务员、技术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市场营销人员、自由职业者、富裕农民等。据此,将中等收入阶层的内涵概括为: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和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和修养。

  按主观感受,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对中等收入群体提出了三个问题:房贷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压力?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大前研一认为,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有任何一个为“是”,你就不算中等收入群体。〔12〕

  按照这一标准,在国际社会可能只有两类国家会说NO,第一类是西方高福利国家,第二类是如“阿凡达”般的新兴国家或传统国家,经济发展一般,但相关需求亦不多,幸福指数很高,如尼泊尔等。

  在国际层面,有一种普遍认识,即成为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就超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的广大中间阶层便是中等收入群体。纵观二战后70年的世界经济史,全球上百个非发达经济体中,只有12个经济体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其中包括5个东亚国家和地区,即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5个欧洲国家,即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马耳他、塞浦路斯;以及中东的以色列和阿曼。

  2015年6月,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5年:工业现代化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美国等20个国家为发达国家,[注]俄罗斯等20个国家为中等发达国家,中国等36个国家为初等发达国家,印度等55个国家为欠发达国家。20个发达国家加上面12个国家和经济体(有重叠),即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到30个,占全球国家总数的13%。

  可见,不是所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但是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如前所述,不少评价认为:成为高收入国家或是发达国家,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这是典型的工具理性、物质衡量的观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个系统工程,应加入价值理性、精神衡量的要素。而后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我们有厚重的文化脉络,如何激活这一脉络,需要认真思考。

  任何工作要实现科学化,不能似是而非,要有明确的内涵,要有具体的指标。建立指标是为了更精准地对标,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清偿力等来衡量经济领域的问题与成效,用基尼系数、全球清廉指数、城镇化率、公共服务均等化、国际悲惨指数等来衡量社会领域的问题与成效,用自杀率、幸福感指数等来衡量文化与价值领域的问题与成效。当然,指数或指标设定没有最合理的,只有相对合理的,但毕竟有了一个分析框架就可以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与进行科学评估。

中邦超过“中等收入坎阱”:基于器械理性抑或

  ②货币信誉与国际清偿力二者不可兼得的矛盾即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到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③国际悲惨指数(Misery Index)是根据一个国家的通胀率、借贷利率、失业率等因素计算出的生活状况指数,也被称为经济失调指数。百分数越高,人们所感到的生活压力越高,超过10%就会引起社会动荡。

  习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因为地球没有足够资源支撑。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对人类有所贡献。中国是用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共性是“强国的现代化”,区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决定的。资本主义“做蛋糕”不是主力,但“分蛋糕”有资本,不公平。在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要努力提高发展的质量,特别要注重收入分配公平。未来15年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窗口期,其中高质量发展是关键,要特别关注平衡与充分发展。

  今天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不平衡强调公平问题,不充分聚焦效率问题。实现平衡与充分发展恰恰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要害,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十九大确立的七大战略中,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主要解决充分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主要解决平衡问题。充分与平衡解决好了,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有条件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调研中,笔者常请教领导干部:“治理同管理和统治有什么区别?”不少干部回答:“我们理解就是将文件中之前用的管理和统治词汇统统换成治理二字。”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坚持系统治理,从政府包揽向政府负责、社会共同治理转变;坚持依法治理,从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坚持综合治理,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坚持源头治理,从根本上解决矛盾、防微杜渐。管理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治理的运行方向则是上下互动,前者的权威来自于政治文件,后者的权威来自于民众共识。

  社会治理既要重视物质的力量,也要重视精神的力量;不仅要满足需求,也要引导需求。迄今国际社会没有形成共识性的指标来衡量社会公共服务能力。但在实践中,普遍认可:实现高水平的社会治理要完成从“人治模式”到契约精神的转型,要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管理,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精英意识或中流砥柱意识是社会进步的稳定力量、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文化自信的传承力量。对社会主义中国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指标要区别于西方国家,除了看收入外,要注重公民素质、精神健康、社会责任意识,注重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特别要注重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思想境界、使命担当意识,要有真正的中流砥柱意识。

  信仰的本质是价值,价值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而核心价值就是主义,对核心价值效用的衡量不是有没有,而是能不能实现价值共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真正做到“日用而不觉察”;加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治理、中流砥柱意识三者的“化学反应”。

中邦超过“中等收入坎阱”:基于器械理性抑或

  人们常常把“中等收入陷阱”看作是一国能力问题,但其实有深刻的国际关系体系问题。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属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在国内实现了美好生活,却拉大了全球的两极分化,这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有关。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过去的全球化形成了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心-边缘秩序”是这一体系的最主要特征。“中心”即西方国家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进行经济剥削,后者从而“被合理化”地、结构性地处在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

  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理念性或制度性安排,充分展现了中国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意愿与能力。中国不仅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也要为世界谋大同。例如,“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明显特征,大多数重点项目建在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内锁国”,这些国家一直被锁在大陆腹地,无法连通海洋,无法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福利。中老铁路、亚吉铁路、中欧班列等使这些“内锁国”可以联通海洋,变成“陆联国”,实现了陆海统筹,由此共享全球化的红利与福祉。〔13〕“一带一路”强调基于互联互通的“去中心”,构建“节点-网格秩序”,将每一个节点激活,从体系层面将源头活水注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国家,体现价值观层面的“重义轻利”,利他与利已并不矛盾,重视利他性就是从长远大局看待利益得失。

中邦超过“中等收入坎阱”:基于器械理性抑或

  总之,“中等收入陷阱”是不是伪命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系列问题与现象背后是否存在一般性规律,这一陷阱的本质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西方现代化陷阱的关键是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基于流水线、标准化的工具理性主义、工业实用主义成为主流,人的机械化和工具化特征使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属。现代化建设应当是以人为本,而不应当是“以物为本”。〔14〕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改造人们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也包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终极理想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德国诗人冯·歌德在诗剧《浮士德》中写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不同阶段、不同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是一两个要素的匹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现实问题,也是观念问题,需要理论创新,要用丰富的实践去充实理论的研究工作,也需要用有效的理论去解决实践难题。

  〔1〕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 张庆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5.

  〔2〕 陈振明. 工具理性批判——从韦伯、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J〕. 求是学刊,1996,(4).

  〔3〕 仰海峰. 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的三大主题〔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9,(4).

  〔4〕 〔英〕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M〕. 蒋自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24.

  〔5〕 金辛迪. 人性论研究的新视域与新路径〔J〕. 伦理学研究,2019,(1).

  〔6〕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中国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50位专家与6575名网友调查结果的对比分析〔J〕. 人民论坛,2010,(7).

  〔7〕 〔法〕托马斯·皮凯帝. 21世纪资本论〔M〕. 巴曙松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261.

  〔9〕 李向平. “信仰缺失”,还是“社会缺席”——兼论社会治理与信仰方式私人化的关系〔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11〕 中国儿童自杀报告:中国儿童自杀率世界第一〔EB/OL〕. 人民网,

  〔12〕 毕诗成. 中等收入的标准不靠谱〔N〕. 中华工商时报, 2018-01-19.

  〔13〕 赵磊. “一带一路”建设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兼论新疆的发展机遇与实践〔J〕. 学习与探索,2019,(5).

  〔14〕 吴忠民. 现代化意味着什么〔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与新疆社会发展”(16ZDA152)

  11月24日,游客在美国芝加哥植物园欣赏灯光秀。美国芝加哥植物园近日举办节日灯光秀,庆祝年末假日季的到来。

  近年来,吉木乃县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努力将旅游业逐步培育成为调结构、促就业、惠民生的富民产业。截至2019年10月底,草原石城景区游客量大幅度增长,2019年接待游客近16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2018年,龚顺生获评“江西好人”;今年,他又被评为“南昌市道德模范”。

  科研人员在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一个流域广阔的河谷里将白腹鹭放飞(11月22日摄)。新华社发(刁丽俊 摄)这是在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发现的一只全球极度濒危物种——白腹鹭(11月11日摄)。新华社发(字竟春 摄)

  24日,一架载有18人的小型客机从刚果(金)北基伍省首府戈马起飞不久后,发动机即发出爆炸声,飞行员试图返航,但最终坠毁在戈马市郊区的一个居民区。24日,一架载有18人的小型客机从刚果(金)北基伍省首府戈马起飞不久后,发动机即发出爆炸声,飞行员试图返航,但最终坠毁在戈马市郊区的一个居民区。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雪龙2”号在进行破冰作业,其身后为破出的“Z”形航道(11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雪龙”号沿着“雪龙2”号开辟的冰上航道前往预定卸货点(11月23日摄)。

  11月24日无人机拍摄的黟县晨景。当日,安徽省黄山市黟县晨雾弥漫,呈现出一幅美丽的冬日画卷。当日,安徽省黄山市黟县晨雾弥漫,呈现出一幅美丽的冬日画卷。当日,安徽省黄山市黟县晨雾弥漫,呈现出一幅美丽的冬日画卷。

  当日,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公司与多个旅游合作单位共同打造的“高铁环游齐鲁”体验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驶往临沂、日照、青岛等八地市,体验列车上还展示沿线八地市的旅游品牌和特色文化。

  2019年11月21日,新疆帕米尔高原红其拉甫气温降至零下17摄氏度,驻守此地的边防连官兵冒着刺骨寒风,踏着厚厚积雪,执行对吾甫浪沟的巡逻任务。

  今年54岁的石俊凤,出生于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的剪纸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剪纸技艺,原本就喜欢绘画的她对剪纸产生了浓厚兴趣,上小学时就能独立剪刻窗花、挂签等。

  这是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丝路天籁——汉唐宋元丝路乐舞文物展”上的展品《白陶彩绘乐舞俑》(11月19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11月23日,来自马耳他的凯特库蒂(中)与伙伴一同体验泉州南派布袋木偶戏。当日,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在福建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幕。当日,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在福建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幕。

  11月22日,在美国华盛顿,一名参加“北京日”文化庙会活动的男子学习弹奏古琴。作为中国北京和美国首都华盛顿缔结友好城市35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北京日”文化庙会22日在华盛顿罗纳德·里根大厦和国际贸易中心举行。

  11月22日,在美国芝加哥,民众参观圣诞市场。位于美国芝加哥市中心戴利广场的圣诞市场每年从11月感恩节前后到圣诞节结束之前开放,是芝加哥最受欢迎的冬季景点之一。位于美国芝加哥市中心戴利广场的圣诞市场每年从11月感恩节前后到圣诞节结束之前开放,是芝加哥最受欢迎的冬季景点之一。

  11月21日,上海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了近期捣毁的一特大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查冻涉案资金1400余万元。

  当地时间11月21日,北约从美国军火巨头诺格公司订购的首架“全球鹰”无人机进驻意大利锡戈内拉空军基地,标志着北约致力实施的“联合地面监视系统”(AGS)迈出重要一步。“全球鹰”无人机系世界最先进的无人机之一,主要用于侦察和收集情报。

本站文章于2019-11-29 10:43,互联网采集,如有侵权请发邮件联系我们,我们在第一时间删除。 转载请注明:中邦超过“中等收入坎阱”:基于器械理性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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